這位在美國馬薩諸塞取得博士學位的北大校長認為，美國的教育固然培養許多優秀的公民，把美國建設為一個霸氣的強國；但在培養世界公民來說，他認為美國的教育一塌糊塗，好比培養出的總統就「一天到晚總想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你不聽我就懲罰你」。

周其鳳同時稱讚中國教育很成功，理由是中國在飛速發展，「靠的就是我們的教育培養的人才」。

北大是中國最好的學校嗎？至少對臺灣唯一公開表明統派立場的著名作家李敖來說是的。李敖的兒子李戡去年放棄台大，改念北大，因為「想到祖國唸最好的大學」，李敖形容兒子「棄暗投明」。但今天的北大，已不是李敖父親當年讀過的北大。

民國時期，蔡元培主政北大，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奠定了卓然獨立的「北大精神」。馬寅初也集納「做人民思想之先導、雖斧鉞加身毫無顧忌」，「服務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之「犧牲之主義」，為「北大之精神」。

但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神州江河變色，北大也變了味兒。馬寅初因發表《新人口論》惹怒了毛澤東而被迫辭去校長一職。中共治下的北大乃至每一所大學的無數知識分子，都在大大小小的政治鬥爭和整肅運動中被犧牲。

周校長稱讚中國教育很成功。在某方面來說，此言不差。今年7月，北大企業家俱樂部成立，周校長在成立儀式上說，11年來，北大校友中誕生了79位億萬富豪。讓人不禁驚歎，北大真可謂人「財」輩出，「錢」景光明。

揚名立萬、家財萬貫，固然是成功人士的象徵之一。但一所大學，如果只曉得為誕生過數十位億萬富豪，而不是為孕育過無數名總統、首相、大文豪、卓越科學家、革命先鋒等而自豪，是相當讓人匪夷所思的。

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生前每次都對來看望他的總理溫家寶問道：「為什麼現在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是的，一個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國，除了成為階下囚的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外，其他諾獎項目還在吞蛋。而「一塌糊塗」的美國教育，培育了無數的諾貝爾獎得主，因而有美國壟斷諾獎一說。甚至小小的英國，僅一個劍橋大學就出了80多個諾貝爾獎得主。諾獎對中國，就像中國國家足球隊一樣，成了大國崛起最掃興的笑話。

或許周校長還會慶幸，北大的學生不會（不能）像美國大學生那樣上街示威，不會（不能）像「佔領華爾街」那樣「佔領天安門廣場」。

也因為如此，北大不會像紐約大學那樣，開兩門社會運動課，像美國學生研討「為何佔領華爾街？債務與金融的歷史與政治意義」那般，研討「為何佔領天安門？專政與腐敗的歷史與政治意義」。

我相信周校長的驕傲，也會包括北大校長比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強。美國頂級大學的校長，充其量也只是個優秀的學術人才，但北大校長至少都是副部長級的領導幹部。因此，周校長為中國教育背書，合情合理。

27-12-2011

這個童話故事般的結局，原本可以是中國廣東省汕尾陸豐烏坎村征地風波的收場，卻因地方無能政府的處理不當、更高層領導的冷漠和失職，結果演變成為一場震驚世界的農村民主起義。

簡單來說，這場風波就四個字：官逼民反。

自上萬村民9月維權抗爭以來，陸豐市當局有過多次改變結局的可能。首先，在連續的抗議活動後，政府不但沒有解決好征地和選舉問題，卻於12月初抓捕了村民代表薛錦波等人。

村民們再次遊行抗議秋後算賬並要求放人之際，政府卻宣佈薛錦波被扣留期間因心臟病猝死。等到薛家前去認屍時，看見他滿身傷痕相信是遭受酷刑而死，當局又扣著屍體不放，逼得憤怒的村民抬空棺示威。

儘管被包圍封鎖、被切糧斷水，但村民團結互助，自發站崗巡邏防止武警突襲。雖然趕走了村里所有官員，包括統治該村近30年的村黨委書記，村里秩序井 然。村民通過民主選舉出了臨時理事會，村民真正的當家作主。這個只有2萬人的廣東漁村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以來，第一個沒有共產黨政權存在的地 方。

有媒體把眼下烏坎村的維權風波，與1989年天安門民運相提並論。雖然規模、聲勢不能同日而語，但兩者的訴求、遭遇是如此相似。

烏坎村民或者還抱著一線希望：地方惡霸蠻橫，中央尚不知情，只要堅持和平請願，最終會有好的結果；他們的目標不是要推翻共產黨，村民甚至打出了擁護共產黨的標語。

但是，放下身段、聆聽並回應百姓的訴求，從來都不是中共的習慣，近年來流行的開設政府網站增加官民交流，也只是徒具形式。從吾爾開希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階梯前跪諫，到烏坎村民在陸豐市政府大樓外靜坐請願希望與地方政府對話，又「請求黨中央救救我們」，中共的姿態都沒有改變過。

謙卑的村民，只圖捍衛自己的土地和家園，還有為死者討回公道，但是回應他們的，是省政府的冷待、中南海的沉默，以及大批軍警的武裝待命。這些解決之道似曾相識，令人如此不安。

隨著薛錦波的屍體一天天地腐爛，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也愈來愈少。沒有人敢斷言這場風波會如何收場，但鎗桿子里出政權的中共，奉「穩定壓倒一切」為金科玉律。歷史多次證明，掌握了全部國家機器的中共，會在需要的時候用子彈說話。

22年前春夏之交北京那場鎮壓示威學生的慘劇，讓中國付出了嚴重的代價；但願22年後的今天，陸豐烏坎村不要再重演悲劇。

烏坎村征地風波，會否變成「中國之春」？茉莉花會否開在中國的土地上？時間將會証明。

20-12-2011

去年11月，緬甸舉行20年來首次的國會選舉，隨後解散軍政府並建立軍方支持的文人政府後，人們依舊對她從此要走上民主改革之路半信半疑。畢竟這個古老的國家從1962年軍政府通過政變上臺起，就壟斷政治長達49年，成了最封閉、飽受高壓統治的國家之一。

人們幾乎已經忘了這個最不先進的國家之一，在1948年獨立後，曾經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前列，甚至遠遠領先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人們也幾乎忘了歷史上第一位來自亞洲國家的聯合國秘書長就是緬甸的吳丹（吉隆坡的Jalan U-Thant就是以吳丹之名命名的）。

因此，當緬甸民主派領袖昂山淑姬被釋放出來時，沒有人敢斷定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抑或僅是又一次的暫時鬆綁。

接著，6000萬長期受壓迫的緬甸人民目睹了幾乎難以想像的變化。新政府放鬆了嚴格的媒體審查制度；取消了網絡管制；修改金融、投資和外匯法以改善商業氣候；公開邀請流亡人士回國；邀請少數民族的武裝組織進行和談；允許工會成立；釋放政治犯；允許淑姬和她的政黨參加補選。

曾於8月19日在總統府與登盛總統閉門會談的淑姬，也向國際表明，她認為登盛是可以被信任的，他真心想要改革國家，並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

更讓人訝異的是，就是登盛政府以順應民意為由，停止了由中國投資在緬甸邊境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密松水電站計劃。究竟是什麼原因，讓登盛疏遠長期為緬甸提供庇護的中國？是為了要調整緬甸的外交政策？還是登盛要走出前軍人政府領袖丹瑞大將的陰影？又或者是年初開始，方興未艾的阿拉伯之春讓專制者有所警惕？

這一連串的民主改革贏得西方肯定，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將於下月曆史性訪問緬甸，是美國逾半世紀以來首次派遣國務卿訪問該國。

在美國高調宣佈重返之亞太之際，希拉莉之訪免不了惹來美國拉攏緬甸加強牽制中國的揣測。過去，受到西方的制裁的緬甸似乎已完全倒向中國；如今，位處地緣戰略要衝（中印之間）成了緬甸的談判籌碼，成了中美在亞太角力之間的香餑餑。

中國的確為被孤立的緬甸提供了許多庇護，但中國本身也得益於這種庇護，例如援建的軍港讓中國得到了在印度洋的出海口。

如今中國看來只能吃這個悶虧，因為每個識時務的國家領導人都會懂得選擇為本國爭取最大的利益。國際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改革內部換取西方放棄制裁，緬甸似乎「殺出一條血路」。畢竟孤立的緬甸只能和中國、朝鮮還有東盟鄰國打打交道；但開放的緬甸卻將迎來全世界的朋友。孰重孰輕，政治家當然會有自己的盤算。

改革或許會亡黨（原有執政的利益集團），但不改革會亡國，使緬甸錯失一次又一次的發展機遇。如今，緬甸已經作出一個英明的利國利民選擇，不知道她的鄰國是否聽到來自內比都的迴音？

22-11-2011

今年8月18日港大百年校慶，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到訪，由於警方「過度維安」，粗暴對待請願學生，引起學生、校友和社會人士抗議。徐立之為此多次道歉，強調「港大永遠是言論自由的堡壘」，必當恪守自由、開放、多元化傳統。

年初還對傳媒表示有意續任的徐校長突然求去，耐人尋味。香港官場盛傳，徐立之將8.18風波責任推給警方，得罪了曾蔭權政府；李克強赴港「送大禮」卻因示威風波形象受損，港大為求向特區政府及中央「有所交代」，只好讓徐立之捲鋪蓋走人。

徐立之是揚名國際的遺傳學專家。1989年，他領導的研究團隊發現了人體第7條染色體內的囊狀纖維症基因缺陷，奠定了他在學界的權威地位。他並領導香港3所大學負責亞洲人類基因圖譜部分排列工作。

美籍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2005年曾說過，他相信10年內會有中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其中一個較有希望的人就是徐立之。

除了學術上的卓越成就，徐立之治校也很有一套。自他2002年9月起擔任港大校長以來，港大的國際排名升至首30名內，並穩居亞洲第一。他被香港市民評為「最佳大學校長」。

他發起百億港元重建大計，擴建校園，將港大打造成國際學府，助港大走向四年制的新學制，還吸引了不少國際優質教學人才。無奈這些「豐功偉績」，都在政客利益至上的情況下，被雨打風吹去。

被視為特首曾蔭權親信的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開出未來港大校長的四大條件，除了要是出色學者、有管理能力、能為大學籌款，更要有「政治觸覺」。他說，「今天社會任何事都是政治」。

換言之，在當權者看來，徐立之顯然少了「政治觸覺」，甚至「政治不夠正確」，才淪為政治權謀鬥爭中的犧牲品。

一間馳名國際的大學，竟然容不下一介書生，成為眾矢之的徐校長，縱有雄心壯志也變得意興闌珊，這不止是港大的悲哀，也是香港的悲哀。

類似的戲碼，也在我國上演。國際伊斯蘭大學教授阿都阿茲巴里，疑因為最近批評雪州蘇丹介入雪州宗教局臨檢事件有違憲法，不但遭大學校方秋後算賬，凍結職務，還被一些政客指他冒犯蘇丹，甚至接獲子彈恐嚇。

從香港到大馬，大學的獨立地位正面對嚴峻的挑戰。

在全世界求賢若渴的今天，如果國陣政府真的要推廣馬來西亞成為卓越的區域教育中心，就應該捍衛而不是壓制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民主精神，否則這將導致更多人才外流，也使有意回國貢獻的卓越人材卻步。

1-11-2011

最近，佛山這個文化古城再次引起關注，並成為國際媒體報導的焦點。因為這裏發生了一宗駭人聽聞的事件：一名兩歲女童慘遭兩輛車先後輾過，司機逃逸，18名路人漠然走過無一伸出援手。當地媒體形容「這一天，他們令佛山蒙羞」。的確，佛山的俠義精神已蕩然無存。但，令人蒙羞的又豈止佛山？

被輾女童小悅悅事件在中國社會引發有關道德和人性的熱烈討論，人們紛紛拷問道德何以淪喪，人情何以冷漠到這個地步。若僅僅是因30多年的高速經濟發展造成了精神文明匱乏，未免過於簡化問題，也有失公允。

當前中國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是，見義勇為是有風險的，不是人們不願救人，而是不敢救人。救人的後果，很可能就是誣陷不斷、敲詐不絕的開始。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就是最好的例子。彭宇扶起一名老婦，卻被老婦反咬是彭宇讓她摔倒；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法官裁定老婦勝訴。

或者有人會說彭宇案只是一個單獨的案例，但深入觀察後就會瞭解中國這些社會現象的癥結所在，以及背後荒謬的邏輯。

在當局以「穩定壓倒一切」為施政方針，當維穩預算超越軍費時，這個社會已經不能用常理去解釋了。

因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以及「多管閑事」的後果可能非常慘烈，如調查川震豆腐渣工程的異見作家譚佐人和維權藝術家艾未未；如多次聲援維權活動的「維權媽媽」王荔蕻；如原是受害者卻淪為被告的「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他們不是被判坐牢就是「被失蹤」了。

當行俠仗義、追討公道可能會被當局以荒謬的理由以野蠻的方式對待時，你還能能怪人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嗎？

上樑不正下樑歪，執政者顛倒是非，嚴打上訪者而寬待貪官污吏和無良商家時，誰還想立志做好人？既然社會公義得不到伸張，民間自然得明哲保身。

中國環球網最近發起的網絡調查結果顯示，逾80%的人認為，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比起10年前「有很大倒退」。其中，道德水準下降最多的是政府官員、司法執法人員、醫生和老師。

一名網民說，「10年前大家還不知道什麼叫添加劑，現在幾乎已經買不到安心食品；10年前人們還尊師重道，現在卻連『老師』這一稱呼也夾著怪味；10年前我扶過無數摔倒的老太太，現在看見了卻只想走開」。

佛山從萬眾敬仰的民族英雄故鄉變成道德的荒漠；中國從幾千年的「禮義之邦」變成「缺德社會」。中國的綜合國力越來越強，國際名聲卻不見得越來越好，這不利於當局要達到的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的目標。

但就算劉曉波真能獲頒和平獎，對中國也不會有什麼實質的影響。1989年，西藏流亡政府精神領袖賴喇嘛獲得和平獎，但中國20多年來，不也一樣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路線蓬勃發展，經濟起飛，大國崛起，達賴阻礙了什麼？

再說，如果劉曉波真的獲獎，北京更應樂得做個順水人情，讓劉曉波「保外就醫」，眼不見為淨，何必煞有其事干擾委員會內政，招來非議。

北京此番「恐嚇」之舉，正反映了其對劉曉波所代表的意義及所展現的力量的恐懼。

劉曉波所代表的，是中國民間關切和呼籲政治改革的力量。他本人也成為中國推動政治改革的力量當中，最具代表性和象徵性的民間人士。

這名在1989年6月4日，和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留守到最後一刻的絕食四君子之一，「六四」後被捕入獄，出獄後又曾因故斷斷續續坐過幾次牢。他長期鼓吹自由民主，倡言憲政法治，並批評中國時政，以致觸怒北京當局。

2008年，劉曉波起草《08憲章》，直指中共政權是「黨天下」，壟斷所有政經社會資源，並強調當前中共「執政集團堅持維繫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

他因而主張要「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以期早日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認為必須重視公民意識與權利，以及彰顯民主、自由、憲政、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

《08憲章》儘管闡明了當前中國的問題，揭示了未來中國政治建設與發展的理想，獲得中國數百名知識分子和許多海外人士的響應；但在中共看來，它是如此的「政治不正確」，簡直就是要造反了！

劉曉波也因此被當局以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去年被判監11年。

儘管遭逢大難，劉曉波仍坦然地面對他的命運。他在被判刑前寫下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說：「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專家說，劉曉波是西方世界的選擇，因為「他可以協助大家忘記（美國總統）奧巴馬令人失望的表現」。

而即使劉曉波最終不是向來「政治性」諾貝爾和平獎的選擇，他依然是任何支持人類正義的人士的選擇，但他絕對不會是中共當局的選擇。

當受之有愧的奧巴馬，尷尬地接過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給他的「頭期付款」時，謙卑的他知道自己任重道遠；但如果和平獎真「有幸」花落神州，高傲的北京當局恐怕不會有當頭棒喝之感。這就是民主美國和專制中國的分別。

4-10-2010

新德里在2003年獲得2010屆共和聯邦運動會主辦權，想藉此媲美北京奧運會，展示印度這個新興強國在全球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如今卻屢爆醜聞，讓這場本應是舉國歡慶的體育盛事，變成令印度陷入窘境的憾事。

我們不僅要問：同為發展中國家，為什麼馬來西亞能（成功舉辦1998共運會），為什麼中國能（成功舉辦2008北京奧運會），為什麼南非能（成功舉辦2010世界盃足球賽），而印度不能？

國際媒體剖析新德里共運會籌辦不力的原因，包括貪污腐敗、領導不力、管理不善等，但個人覺得最詭異的是，舉辦如此一場賽事，東道主城市不認真看待，就連印度政府也不當一回事。

英國《獨立報》稱，與中國不同，印度的體育從來沒有任何中央政策的推動。可以說，印度政界從來不對體育項目感到興趣，這和中國截然不同。

毛澤東一生倡導體育運動。他在1917年首次公開發表的論文《體育之研究》，就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論點。他本人也熱愛游泳、登山、打乒乓球等體育運動。而繼任的中共領袖，不但喜歡運動，還能時不時在世界聚光燈前一展球技，將運動外交發揚光大。

做一個欲與中國試比高的世界強國，一直是印度歷屆政府的目標；但成為體育大國卻從來沒有被納入政府的議程。

印度人口11億，但除了擁有世界級水準的「國球」板球隊，印度在其他體育項目幾乎乏善可陳。人們熟悉寶萊塢巨星，多過熟悉印度體育明星。

雖說新德里共運會的準備工作，損害了印度的國際形象，但若因此總結出印度的制度比中國差、實力遠不及她的亞洲對手，則失之偏頗。一些人甚至認為，搞集權體制的中國比搞民主選舉的印度更勝一籌，更是一派胡言。

中國現在每年的GDP增長10%，比印度的8%高，但中國人心知肚明，這里邊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資源、搞建設、搞拆遷搞出來的。而印度是靠軟件業、服務業這些更有技術含量的領域達成的。

此外，目前印度的英語優勢也勝過中國，法治意識強過中國，科技發展優於中國，人口也比中國年輕化。印度人口將於2050年超越中國達到15億，如果能克服人口龐大的隱患，則將能把這個戰略資產，變成經濟加速發展的動力。

金融海嘯後，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已迅速復原，據彭博社最新的全球調查，「金磚四國」的中國、巴西和印度已超越美國，成為投資者首選的投資地。處於經濟轉型階段的馬來西亞，除了可以向東學習，也不妨去「西天」（印度）取經。

28-9-2010

這是自2006年小泉純一郎卸任日本首相後，也是去年日本的民主黨執政以來，中日關係首次陷入危機。

上週六，北京放綠燈讓中國民眾於日軍侵華「九一八事變」79週年當天，在多個城市上街示威，向日本宣示誓死捍衛中華國土的決心，海外一些華裔社群也積極響應。在當局的控制下，示威和平結束，並沒有重現2005年反日示威「失控」的一幕。但只要日本一天還扣著中國船長，這種示威還會陸續有來，而且將會一次比一次激烈。

這次的釣魚台風波，遠比小泉純一郎政權時期，日相6次參拜靖國神社引發的「歷史觀之爭」更複雜，更棘手。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本來在日本政界就沒有共識。因此，小泉的繼任者一旦不去參拜，中日緊張關係就容易融冰、回春。

即使是篡改侵略戰爭史實的歷史教科書，也是部分右翼份子所為，並非日本主流。

但釣魚台不同，這是一場「領土主權之爭」，是事關一個國家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民族尊嚴、資源權利的「核心利益」問題。這是官民都會同仇敵愾、決不妥協的民族大義。

此次風波爆發的時間點非常微妙，撞船事故發生時正值日本民主黨雙雄爭首相大位之際。對日本政府來說，挑起這樣的風波，可以轉移國民中對政局動盪的不安感，獲得情緒化的民意支持。

不過，此次釣魚颱風波並非爭主權、爭領土那麼簡單。更值得關注的是，國家利益之爭的背後，是美國與其同盟意圖圍剿中國的戰略思維。

在中東被反恐戰搞得灰頭土臉的奧巴馬政府，已將未來戰略核心轉移到亞洲，同時不忘給中國周邊各國透露出「中國威脅」和「鉗制中國」的訊息。

從今年7月下旬開始，美國戰艦在中國周邊海域頻頻亮相，分別與韓國、越南舉行軍演，高調顯示軍力，只是迫於北京的壓力，美國才未派出核動力航空母艦「華盛頓」號，但意圖已經非常明顯：從東北亞和東南亞方面鉗制中國。

另外，奧巴馬政府打算本周與東盟國家領袖舉行會談後，針對南中國海（確切一點是南沙群島）主權議題發表聯合公報。換言之，美國已決定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上插上一腳。聲稱重返亞太的山姆大叔，是真的想和亞洲國家共謀發展嗎？

中國幾個月前首次稱南中國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引起區域關注。美國的如意算盤是，如果中國強硬解決南中國海等領土爭端並與美國起了衝突，其他亞洲國家勢必會倒向美國懷抱，因為她們需要一個強勢力量去制衡中國，穩定區域地緣政治。至於得罪中國後又隨時被美國出賣的風險，那是東南亞小國的事。

面對大國博弈，作為涉及南沙群島爭議的其中一方，我國必須謹慎警惕，切莫淪為任何一方的棋子，以免全盤皆輸。

21-9-2010

黃英賢在上屆政府出任氣候變化和水資源部長，是澳洲首名華裔和亞裔女部長。這次她留任新內閣，並掌管「財政及放鬆管制部門」（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Deregulation），雖然職權較真正意義上的「財長」——國庫部長（Treasurer）略低，但在華人移民從政史上，堪稱「華人之光」。

黃英賢1968年生於大馬沙巴州亞庇，父親是客家人建築師，母親是澳洲白人。她8歲隨父母移居澳洲，1992年畢業於阿德萊德大學，翌年取得律師資格執業。2001年當選為聯邦參議院首名亞裔女議員，如今更上層樓。

早年的黃英賢，不是沒有吃過澳洲種族歧視的苦，她也是因此才立志從政，追求社會公平。

再先進的國家，都免不了會有種族歧視的現象出現。向來標榜「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共和國，不久前也因為趕絕吉卜賽移民而遭國際社會非議。在全球金融風暴下，歐洲極右勢力更趁機主張排外及反對移民，以保本地人飯碗。

但總的來說，外來移民不會因為這樣而卻步，因為希望追求更幸福的生活是人類的願望。而在制度完善、政策公平的國家，移民只要勤奮不懈，無論你是什麼膚色、宗教甚至性別，總有出頭的一天。黃英賢的成功，正好印證了「用人為賢，唯才是舉」的道理。也讓我們懷疑，要是她沒有移民，任憑她怎麼努力，留在馬來西亞有可能獲得今天的成就嗎？

我國並沒有自然災荒，也沒有戰爭衝突，選擇移民並非是被動的大規模人口遷徙，而是個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大馬獨立50幾年來，估計超過100萬人才外流。而最近，國民登記局的數據顯示，從2005至2009年，共有1萬5458名國民放棄大馬國籍，其中華裔居多，有1萬2410人。

對大馬華人來說，政策的不公平、發展空間的窒礙和近年來的政治亂像，都是導致移民的主因。選擇移民到新加坡、澳洲、美國、加拿大、紐西蘭等國，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經和社會制度相對完善、透明，人們對於政府以及經濟的運作模式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也因而能夠預測到未來會發生什麼，這讓人產生安全感。

為什麼要移民？是說不出的無奈，還是對未來的期待？

或許，張洪量的歌《離鄉路》，提供了最好的答案：「這種念頭困擾我許多年，去留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總是有走投無路的感覺，沒想得一條小道在眼前。今天有路今天走，抓緊命運伸出的手，離鄉背井不是我願意，可是故鄉讓我心痛……」

14-9-2010

一山不能藏二虎。兩人的正面對決白熱化，民主黨已瀕臨分裂。最新民調顯示，近2/3的選民支持菅直人繼續出任首相，菅直人勝算似乎很高。不過，民主黨「實權領袖」小澤在爭取黨籍國會議員的支持中，仍比菅直人有優勢。兩位強人可說旗鼓相當。

因此，決勝關鍵將在於傾向支持菅直人的民意，最終是否能影響那些游離國會議員，以及地方議員和黨內高層。

分析家認為，若菅直人當選，恐怕會引發黨內最大派系「小澤派」集體出走潮；若小澤贏了，一些反小澤的人也將被迫離開民主黨，尋求與其他在野黨的改革派政治家的合作。

如此一來，對已在國會下議院失去2/3多數優勢的民主黨政府，更是雪上加霜。日本政壇的勢力版圖將再度重組，甚至會是在野自民黨重新回朝的大好機會。在日本經濟不穩定的形勢下，這種折騰是日本社會難以承受的。

政治人物權斗越是激烈，經濟界就越是擔心日圓升值、股市下跌等經濟問題遭到邊緣化。正如鈴木汽車公司總裁鈴木修說，「現在不是決定誰該競選民主黨黨首的時候」，政府應該做的是阻止日圓升值。

日本是亞洲第二大的經濟體系，但眼下國家負債纍纍，還要應付龐大的財政預算赤字。眼下，日圓危機可能成為菅直人制勝的「轉機」。

菅直人擔任財長期間，一直主張維持日圓弱勢，支持日圓貶值救經濟。這次他承諾，若能連任首相，將會增加消費稅以補充財源。

至於小澤則反對大幅度提高消費稅。在日圓暴漲問題上，他並主張大力干預市場。

經濟問題從來都是選舉的主旋律。尤其日本經歷了20年的經濟疲憊，需要大刀闊斧的領導人來重振大和民族雄風。菅直人上任後所組成的「去小澤化」內閣，顯然展示了這個雄心，但同時也使他和小澤嫌隙日深。

雖然菅直人在黨內屬於小派別，勢單力薄，領導力和執政經驗不足，但他比實力超群、善弄權術、專橫霸道的小澤更得民心。

一年前，日本民眾摒棄了執政了半個世紀的自民黨，選擇了揚言「改變」的民主黨；如今，民主黨自己面臨在「新」與「舊」之間進行抉擇，如果他們還記得當初對選民「改變」的承諾，就應該知道在9月14日，選擇「菅直人模式」，還是選擇「小澤模式」。傾聽民眾心聲的政黨，即使有分裂的危機，但一定不會遭到民眾唾棄。